1993年，姜涛刚分配到北京安定医院时，精神科医生的日常是“看不见人”的——患者被简化为一个个诊断标签，“精神分裂症”、“双相情感障碍”等，只要症状消失，就算治疗结束。
没人关心那些被药物拖垮的身体，也没人关心他们被忽视的情感。
直到一个叫吴莉的女孩出现。她一度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，却在姜涛的治疗下，最终被证实是误诊。
姜涛第一次意识到：医生笔下的每一张处方，都承载着一个灵魂的重生，关乎一个家庭的未来。
三十年后，“抑郁症”、“焦虑症”成为公共词汇，近一亿国人正经历情绪困扰。诊室里的人潮越来越汹涌。
看过的病人越多，姜涛越确定一件事：精神疾病从来不只是大脑化学物质的失衡，它更像这个时代打在个体身上的烙印——
是内卷的焦虑，是孤独的蔓延，是意义感的流失，是一代人在高速运转的社会里，无处安放的那部分自我。
在他不足五平米的诊室里，姜涛用三十年时间，试图穿透那些诊断标签，看见背后那个活生生的人。
因为最难做到的，从来不是治疗，而是看见对方的“痛苦”。
以下根据《安定此心》和姜涛的讲述整理而成：
1993年，我从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，被分配到北京安定医院。
和我一拨分配来的同学，大多没能坚持在医疗一线工作。我之所以留下，纯粹是因为赔不起违约金。
那时候，别说普通民众对精神科敬而远之，就连医生看我们也是异样的。有一次全市医院开会，点名点到“安定医院的来了吗”，全场哄堂大笑。
在很多人眼里，“安定医院”就是“疯人院”的代名词。
20世纪90年代初，精神科的诊疗还相当粗放。诊断用药全凭医生个人经验，药物选择极其有限。很多情感类障碍都按精神分裂症来治。
对于这样一个学科，从医之后能做什么？这个疑问，从入职那天起就开始消磨我的热情。
《Shrink～精神科弱井医生》剧照
报到第一天，正赶上一位患者办出院。那人六十来岁，神情呆滞，目光涣散，被两个人搀着往前挪，十几米的距离挪了两分钟。
护士问疗效怎么填，医生说：“痊愈。”
他因幻听妄想入院，三个月药物治疗抑制住了症状，却也阻断了他的行动能力。可只要幻听妄想消失，临床上就算“痊愈”。
至于药物导致的运动障碍、情感淡漠，根本不在考量范围内。
在精神科，出院从来不是终点。对多数患者而言，这只是另一段艰难旅程的开始——疾病反复发作，反复入院，像陷入一个无解的循环。
我入职第一天在女病区接手了一位患者张阿姨，翻开病历时，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——这已经是她第46次因双相情感障碍住院。
有些病人的病，根并不在大脑里，而在家庭关系里。医疗系统能做的不多。
有一年，住院部收了一位患“精神分裂症”的老大爷。入院换病号服时，他死死护着衣襟不松手。刚解开两颗扣子，哗啦一声，五六捆百元大钞砸在地上，每捆足有一万元。
原来，为防子女侵占家产，七十多岁的大爷把毕生积蓄都兑成现金贴身藏着。按医院规定，他的随身财物只能交由子女保管——也就是他千防万防的人。
工作的头一年，我从没停止去各大医院投简历。我看不到意义，每天晃荡着混日子。
《Shrink～精神科弱井医生》剧照
直到吴莉的出现。
1996年，20岁的吴莉被父母带进安定医院。她在南方读名校，大一下学期，开始失眠、情绪不稳定，甚至对着空气说话，最终，她被医院确诊为精神分裂症。
药物控制住了她的幻觉，却也带来了新的问题——她变得情感麻木，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，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魂。
从症状上看，这很像精神分裂症常见的阴性症状。
但有一次查房，我发现她和别人不太一样，她能把自己的症状条理分明地说清楚，情感也没有被磨平。
几天后，我看到她站在窗前发呆，我随口说“你妈又要带好吃的了吧”，往常她会笑，那天却转身满脸是泪：“我想我爸妈了。”
那一刻我几乎笃定，也许她得的根本不是精神分裂症。我和上级磨了一周，终于获准调整用药方案。
新方案见效很快。十天后，吴莉开始打扮自己，对生活也有了新的期待，她想等开春了，去玉渊潭看樱花，也想吃妈妈包的荠菜馅饺子。
这件事几乎改变了吴莉一家人的命运。当时，在反复治疗无果的情况下，担心女儿之后无人照看，她的父母本计划带着女儿离开这个世界。
后来，吴莉的状态越来越好，情绪改善后，幻听、妄想随之消失了，精力、体力也恢复得很好，最后顺利出院。
那时，我在精神科已经待了4年半，但那天我仿佛是第一次认真打量这份工作，第一次郑重思考这门学科的意义和价值。
《Shrink～精神科弱井医生》截图
看着吴莉离开的背影，我才真正懂得，我们笔下的每一张处方都承载着一个灵魂的重生。它不仅关乎一个病人的喜怒哀乐，更可能是在重绘一个家庭的未来。
二十年前吴莉的故事，只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。而在这二十年里，跟情绪相关的疾病越来越多。
我刚上班的时候还是以精神分裂症为主导的时代，到2002年跟世界在药物上接轨以后，精神分裂症整体的患病率没有大的波动，而情绪障碍则大幅度地增加。
2006年，我们医院做了一次流调，发现抑郁症在北京普通人群里的患病率已经接近6%。世界卫生组织的官方数据是4.8%，但真实世界肯定比这多得多。
我们医院的病房结构也在变。原来精神分裂症的病房有十个，现在缩减到三个。其他的，全改成了情感障碍病房。
《我的事说来话长》剧照
我的诊室里，走进来的人形形色色。有西装革履却坐立不安的企业家，有在家人陪伴下而来的青少年，有独自前来的年轻人。
我接诊过一个研究生，学习特别好，考上了中医专业。但他根本不喜欢中医。选择这个专业，只为实现母亲的愿望。三年里，他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，可临近毕业时，整个人却彻底崩溃了。
类似的孩子太多了。他们被家长叫作“乖乖女”或“乖乖儿”。这些孩子在外人眼里懂事、省心、成绩好，但真相往往是：学习并不是他们真正喜欢的事。他们跟同龄人没什么两样——也喜欢玩，喜欢踢球，喜欢郊游，喜欢上网打游戏。
他们之所以努力，是为了取悦父母，为了得到夸奖，为了让所有人觉得他们“很棒”。
这种状态如果一直没有调整、没有修复，总有一天会崩溃。在我的病人中，有人在中考、高考的关口撑不住了；有的人“争气”，考上了理想学校，满足了父母的愿望，但突然泄气，不想上学，对什么都失去兴趣。
当痛苦超出心理承受的极限，它们就会改头换面，变成躯体症状，让身体成为它的代言人。
躯体化问题，目前仍是精神科临床、心理临床最常见、也最棘手的问题。很多家长会遇到这样的情况：孩子一进学校就说不舒服，这种事在小学生和初中生里特别常见。
具体表现五花八门。有的头疼头晕，趴在桌子上起不来；有的恶心呕吐，严重的甚至会发低烧。老师一看孩子这样，怕担风险，怕万一出点事家长埋怨，赶紧给家里打电话，让把孩子接回去。
神奇的是，这孩子只要一出校门、一进家门，立马什么事儿都没了。可第二天一到学校，症状又准时出现。
《年少日记》截图
这就是典型的躯体化障碍，在孩子身上非常普遍。
背后的机制其实很简单：孩子通过这种方式，让老师打电话叫家长，把自己从不适的环境中“解救”出去。一次两次之后，条件反射就形成了——只要上学，身体就会出现症状；只要回家，症状就消失。
这时便应该引起重视。给他减压，给他放松，带他找心理医生聊一聊，比等到休学了再“真着急”，要容易得多。
但很多家长不觉得这是问题。他们觉得：孩子是懒，是矫情。
《Shrink～精神科弱井医生》截图
我见过太多这样的家长。孩子已经休学一年多了，家长坐在我面前说：“我是真着急啊，一年没上课了，这可怎么办？”
家长只看见课没上，没看见孩子已经撑不住了。
我出版的这本书名为《安定此心》。全国跟精神科有关的医院，名字翻来覆去就那几个：康宁、安康、安定、安宁。
起这个名字，一是点明职业背景，二是因为“安定”本身就有安抚、笃定的意思——安抚那些受伤的心，稳定那些浮动的心。受伤的心，是已经发病的、正在受苦的心；浮动的心，是那些过度的、跟实际能力不相符的追逐。
安定此心，还有另一层意思：理解此心，接受此心。
在医院里待得久了，我发现，很多问题的种子其实早在入院前就已埋下。那些“浮动的心”，往往不是凭空而来，它们大多扎根于家庭，源于日复一日的“被期待”。
我们从小就被训练成一个“完成任务的人”，忙着工作，忙着学习，忙着满足父母的期待、嘱托和渴望，而不是一个“感受自己的人”。
每一次忽略自己的感受，都在为未来的崩溃增加砝码。
从生理上讲，这跟一种激素有关——皮质醇。我们管它叫“应激激素”。
人在面对压力、紧张、突发事件的时候，身体会大量分泌皮质醇。皮质醇进入大脑以后，对神经元是有杀伤作用的。它是一种氧化剂，会损伤脑细胞。
正常情况下，大脑会生成很多营养因子、保护因子、生长因子，来对抗这种损伤。你一边被氧化，一边被修复，维持着一个动态平衡。
但有些人的这个系统，运转得没那么好。压力来了，皮质醇大量分泌，可大脑产生营养因子、保护因子的能力跟不上。氧化大于修复，损伤大于再生。
久而久之，神经系统的发育和发展就会出问题。然后，跟情绪相关的各种疾病就来了。
有的人你以为他没问题，他自己也以为没问题，但最后还是崩了。不是不够努力，是那个容器到极限了。
有人当场倒下，有人过了十年、二十年，某天早晨起来，突然就不行了。这是延迟的创伤反应。
我在门诊见过很多这样的人，尤其是金融投资领域的，已经是白领中的白领、精英中的精英，却每天被失眠折磨，被各种躯体不适困扰——头疼、头晕、恶心、呕吐，查血压查血脂都正常，但就是难受得要命。
《Shrink～精神科弱井医生》截图
仔细问下去，就会发现问题的源头都在过去。
当年创业时，为了跑资金、跑项目、跑配额，为了办下那张批文，他们不知道受过多少刁难，看过多少白眼，忍受过多少屈辱。但那时必须忍，必须压下去，不压就活不到今天。而且当时工作节奏紧张，压力巨大，身体里的儿茶酚胺一直在加持，让他们可以全身心扑在事业上，根本没工夫去感受那些情绪。
等到功成名就了，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，那些当年被压抑的东西反而找上门来——只不过这次不再以情绪的方式，而是以躯体的方式。
很多人以为，听听音乐、打打麻将，就能把心理创伤缓解掉，就能“没事了”。但有些创伤不是靠娱乐就能消化的。它会被压下去，压到潜意识里，压在身体的某个角落。
痛苦不会消失，它只是换了出口。有的人是心慌、心悸、哆嗦、胸闷；有的人是查不出原因的头晕、头疼；还有的人是各种莫名其妙的疼痛——背痛、胃痛、肌肉痛。
我觉得最难解决的，其实是觉察。哪怕心理咨询师明确告诉你“这里有问题”，你仍然不愿意承认。你会想：这算什么大事？这些事谁没经历过？为什么偏偏是我生病了？
你看，连承认自己生病，都这么难。
我们每天走在大街上，看见垃圾桶里堆满垃圾，会绕开，会觉得脏。可心里腐烂的痛苦，就在你眼前，甚至是你亲身感同身受的——你却视而不见。
《想见你》截图
30年前，精神科的公众认知里，最典型的疾病几乎只有“精神分裂症”。但30 年后，“抑郁症”、“焦虑症”、“情感障碍”成为公共词汇，近一亿国人正经历情绪困扰。
精神分裂症和情感障碍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病。精神分裂症发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因，外界环境的影响权重没那么大。但抑郁症、焦虑症、双相情感障碍——这些病的发生发展，跟外界环境、性格发育、教育方式等都有密切关系。
社交媒体的增多，让人际关系变得前所未有的复杂。过去我们的人际关系是线性的、简单的。邻居是邻居，同学是同学，同事是同事。现在，一个人同时活在好几个维度里——工作群、家长群、兴趣群、朋友圈、各种即时通讯——关系是纵横交叉的，信息是24小时推送的。
信息爆炸。微博、小红书、抖音等等，我们每天要浏览各个平台的信息，人的接受能力、选择能力、应对能力，都被推到了一个过去从未有过的高度。
大脑要在短时间内处理这么多来源的信息，很容易出现偏差。一旦出现偏差，思路便开始混乱。认知层面的混乱，直接会影响到情绪。因为认知是情绪的上，当你不知道如何抉择时，无法判断结果时，便会焦虑、烦躁。
举个具体的例子。每年高考季，网上全是专家帮孩子选专业。这个专家振振有词，那个专家头头是道。很多人听了专家的建议，选了理工、文史类专业。
结果进入大学后，面对不喜欢的专业，不仅学得辛苦，也难以坚持下去。尤其是一些高考分数很高的孩子，因为志愿没选好，进入大学后学习动力和积极性一下子一落千丈，最终导致无法完成学业，甚至出现严重的焦虑和抑郁。
现在很多孩子，包括成年人都处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各种各样的信息铺天盖地，不停地冲击着他们的意识和认知。
这种信息不断地冲击那些本身能力够不着这些学校的孩子，给他们制造巨大的焦虑和认知误区。
成年人也好不到哪去。
我有一个病人，疫情期间开始做生意。说起来他做得相当不错。在别人都不挣钱的时候，他的公司一直在盈利。按理说这是一个很清醒的人，但他也逃不过信息的围剿。
他经常上网看商业资讯，搜一些经商的东西，结果算法就开始给他推各种“二次投资”“快速扩张”的内容，什么炒股专家、财经大V都在告诉他：现在是你放大资本的好时机，别人不行你行，说明你有这个能力，应该趁势而上，让资金快速翻倍。
他相信了。把前期赚的利润，甚至还没到账的货款定金，都投进了股市。不到两个月，资金全没了。资金链断裂，公司濒临倒闭，他陷入极度的焦虑和抑郁，整个人生不如死。
这种事太多了。信息爆炸本身不是问题，问题是这些信息相互矛盾，又真假难辨，而大多数人根本没有辨别能力。再加上人性本就容易盲从，容易高估自己，容易在志大才疏的时候做不切实际的评估——这些因素凑到一起，焦虑、抑郁的发生，几乎是必然的。
但所谓的完全治好，也是相对的。抑郁症、双相，它本身就具有复发的特点。即使你吃着药，一切都在注意，还是有复发的风险。
所以我们说“好了”，指的是五年之内没有再出现病情波动，跟正常人完全一样——五年是个底线，超过五年没有犯，就算痊愈。
我刚毕业那会儿，确实有很多抑郁症病人几乎不复发。那时候，病人出院后回到日常生活中，遭遇的触发因素少，自然更容易维持稳定。
但现在不一样了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在医院里好不容易把人治好了——症状控制住了，情绪也稳定了——可一旦出院，回到原来的单位、原来的学校、原来的家庭，那些导致他生病的压力源还在原地等着他。于是，病，就又回去了。
有一个恢复得差不多的大学生准备返校，却被同宿舍五人联名要求搬走。学校出面协调，让她和母亲租房走读。当她以为生活可以重回正轨时，闺蜜告诉她：“我们不能再做朋友了。”
很多时候，说不上是谁的错。但结果，是一个人被一点点推到边缘。
当我们说“回归社会”时，往往忽略了一个前提：那个“社会”——包括家庭、学校、朋友圈——是否真的做好了接纳的准备？
《年少日记》剧照
10年前，我接诊过一名名叫唐嘉的女孩。她在到安定医院前，到很多医院检查过。全国各地精神病院的诊断一致：精神分裂症。药物治疗后，效果寥寥。院长在病例讨论会上称她为"典型难治性精神分裂症"，幻听、妄想明显。
但我翻看幻听记录时，觉得不太对。病症和精神分裂症不太一样，更像是“现实解离”。
我收治她住院，减少抗精神病药，增加心境稳定剂。5天后，唐嘉变了。她的脊背不再紧贴墙壁；低头翻杂志，手指不再神经质地抓衣角。她甚至会主动问候护士一声“早”。
护士记录也显示，过去两天唐嘉只发作过两次“听幻觉”，持续10分钟左右。她仍旧会用指甲抓伤自己的手腕，但这次，她抓了几下便停住，问护士要创可贴。
3周后，唐嘉能连贯表达，指着窗外说“它开花了”，帮隔壁床老太太剥鸡蛋。这些微不足道的日常，一点点拼出真实存在的“唐嘉”。
就在这时，母亲要给唐嘉办出院。她联系了另一家医院的权威专家，说对方有“新方案”。
“我觉得您女儿得的根本不是精神分裂症。”我告诉唐嘉的妈妈，“她只是用解离的方式，承受一个孩子不该承受的孤独。您有没有想过，她的问题可能和家庭环境有关……”
“我是来治病的，不是来听心理分析的。”我的话再次被打断，语气冷下来，“治不好，我就找别的专家。”
唐嘉的母亲是生物科技专家，生下唐嘉后，便出国了。那双精致的手在实验室完成过最精密的细胞培养，发表过多篇高分论文。
她从未了解、关心过她的女儿，甚至没有抚摸过她抽泣的后背。对她而言，治疗不过是项目清单：带孩子就诊，取药，下一步找哪位专家。
唐嘉又被贴上难治性精神分裂症"标签，重新吃回大剂量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药物。一个月后，她再次变得呆滞、迟缓。
《年少日记》截图
精神科没有魔法杖，医生不是超级英雄，治疗更像是迷雾中摸索着修一座桥——桥的这头是科学的有限性，桥的那头是人性的无限复杂。
唐嘉被母亲带走后，我再也没有见过她。有时我会想起她画里那个蜷缩的小火柴人，不知它是否还被黑影包围。
吴莉治疗结束后，又来复诊过一两次，状态都非常好。后来大学顺利读完，又读了研究生，毕业后进外企做了白领。多年后，我在大街上远远见过她。一眼就能看出来，她是那种成功人士的样子——打扮得体，气质干练，整个人状态非常好。
我这间诊室不足五平米，却装着全世界的事态炎凉。窗外来来去去的，不是一个个人，而是一个个被时代、被家庭、被命运打磨过的灵魂。有的灵魂被看见了，得以重新发光；有的灵魂始终蜷缩在阴影里，无人知晓。
医学能做的，是不断逼近疾病的真相。但要让一颗心真正安定下来，还需要家庭、学校、职场、社会，在科学够不到的地方，递上那一只温暖的手。
毕竟，走出这不足五平米的诊室，他们还要走很长的路。
那条路上券商配资官网，不能只有医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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